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》，对我国新时期草原工作的主要目标与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。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草原生态及放牧管理的研究人员，仅就《意见》提出的“合理利用草原资源谈些认识或看法。

首先，现阶段我国草原工作的主要任务还是加强生态保护。我国草原幅员辽阔，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与气候变化导致北方温带草原91.2%处于退化状态。2003年与2011年我国相继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后，草原已由 “局部改善、总体恶化”呈现“整体退化得到基本遏制”之向好态势。但我国草原生态系统脆弱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，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仍然任重道远。从根本上说，草原于人类的“三生价值”（生产-生态-生活）的实现也是以“生态”为前提。那么，保护草原生态的突出地位毋容置疑！

其次，对我国草原应该实施“利用性保护”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树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中谈到：“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并不是不利用，而是要更加科学合理利用。”草原一直承载着开展草原畜牧业（草牧业）、维系数千万牧民生计、支撑牧区经济的社会责任，对大面积退化草原实施完全禁牧、停止利用既不现实，也不可持续。应该提倡“草原的利用性保护”，即通过生态学原理，以有限度、合理的干扰利用（放牧、刈割等），最终维持草原的生态可持续性及系统多功能性。草原的利用性保护有赖于科学与技术支撑。科技工作者需要对草原利用性保护中的干扰理论、生态调控原理、优化放牧与刈割理论等予以深刻阐释，以及提供一系列相应的低成本、易操作、可复制的技术方案。

再次，制定我国草原基本利用方式——放牧策略与技术。《意见》强调要“优化畜群结构，控制放牧牲畜数量，提高科学饲养和放牧管理水平”。大量科学实验研究显示，实现草原“草畜平衡”，既与放牧家畜数量（强度）有关，也受放牧家畜畜群结构影响，还有赖于草原所处的自然环境（包括气候变化）限制。建立草地利用的科学方式或模式，其核心是基于系统的载畜能力确定，必须从放牧强度与畜群结构两方面同时考虑；也需要考虑适应性的草原利用模式，诸如放牧+刈割、放牧+舍饲等。这方面工作应该从编制系统性的放牧技术标准做起，由此才能够奠定我国的“精准草原管理”。

最后，对于我国草原资源需要建立特别管理制度。鉴于目前我国草原退化的普遍性，可以考虑实施类似于“海洋休渔”的方式。对于那些退化、沙化、盐碱化程度较为严重的草地需要严格保护，应采取生态恢复、休牧后，再进行利用。草地休牧是对草地过度利用的一种补偿方式，一些地区将“围栏禁牧”、甚至是“围栏禁牧+刈割”或“舍饲+割草”作为缓解草地过度利用的方式，这并非是真正的草地休牧。在草地保护利用过程中，一方面对于利用过度的草地进行强制性休牧；另一方面在利用中的草地也需要“边利用、边休牧”。